李子初（左上）和家人在黄县（1926年）
今年（2010年），是我国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肇兴轮船公司成立100周年。1910年8月24日在肇兴号轮船举行的庆典大礼应视为公司成立的标志。肇兴公司的诞生，开创了营口民族航运事业的先河，在西方列强的船队肆意垄断我国航务的背景下，给了国人以一种扬眉吐气的心情。从1910年至1950年近40年的航运生涯中，肇兴公司经历了成长、兴旺到衰败的风雨历程。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剧烈动荡的时期。从清末到民国，从军阀混战到日本入侵，从伪满洲国的建立到八年抗战，直至新中国的成立，一幅宕荡起伏的历史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回顾肇兴轮船公司的发展史，同时也再现了我国近代那段时期的社会史。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机会，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以下，我们将按时间顺序，将所能掌握的有关肇兴轮船公司的发展史实提供给大家，望与有识之士共同研究、探讨：
一 肇兴公司成立前的态势
清朝末期，由山东到东北务工经商的民众春去秋返，每年不下百万之众，而他们的登船地点大多选在距辽东半岛最近的登州、龙口诸港，然后附乘小轮船抵达营口，登岸后再行分赴东北各地。因此营口—龙口航线成了众多航运公司竞相争夺的热门航线。在肇兴公司成立的1910年之前，就有英商太古、怡和、旗昌及日商东和公司进入了该航线。其中太古洋行有登州、芝罘、温州等轮船，怡和洋行有怡和，东和公司有长山丸等。由于东和公司是后来介入的，因此英商三大洋行统一实行免费搭客，甚至提供各种物品以争搅生意，从而排斥东和公司。由此可看出当时营龙航线上竞争之激烈。这些外国船行有时会互相妥协，制定齐价合同，统一票价，以维护他们的利益。据了解当时的单程票价从2角至2元不等。但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外国船东对中国人都很霸道，非打即骂是常有的事，对因故死亡的旅客，将尸体直接抛入大海，中国人对此只能忍气吞声。
旅居营口的山东同乡看到如此状况，萌生了自办轮船公司的意念。据资料介绍：1905年，旅营山东同乡就购买了一只400吨的木壳轮船“全胜号”，参与到营龙航线的营运。其后对这一事件鲜有报道，想必是很难和那些人高马大的洋船相抗衡，最终也只能败下阵来。同年，由山东文登人张本政兄弟开办的政记轮船公司在大连成立。1909年，时任营口商务总会协理的黄县人李恒春（序园），联络一些商界的名流，如大清银行营口分行帮办王源瀚，交通银行营口分行经理康焘，营口富绅陈子成等商议筹办华商轮船公司。
二 肇兴轮船公司成立初期
1910年初，肇兴轮船公司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初步拟定集资100万元（小银元），分20万股，每股5元，先交一半。这个由旅营黄县人发起创办的航运事业也得到了家乡人的大力支持，很多当地的家庭妇女把做针线活攒下的钱也拿来入股，成为一时的佳话。公司最终筹集了15万元作为本金，接着就是召集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同年6月2日公司派陈子成到上海以12万元小洋购买一艘1237吨的英国旧船（1895年造），更名“肇兴”，聘请挪威人韦德门为船长。6月10日，公司选举陈子成为经理，沈秉哲为副经理。公司的办公用房是租用东二道街的利生源旧址，同时租用大清银行码头作为航务用地。7月11日，码头的营运房屋已修竣完毕。7月27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定李序园、王魁元等25人为董事。28日，由25名董事中投票举定总董王源瀚（大清银行帮办），副总董胡俊采（交通银行帮办），李序园（商务总会协理），稽查董事5人。然后就是行文上报邮传部注册备案。公司所购的轮船“肇兴”，由于申领临时船牌稍有耽延而迟迟未能到营。8月21日午后3时，肇兴轮悬挂国旗始行进口直抵公司码头，全埠商民冒雨赴码头欢迎，华商万岁之声哄呼雷动。当晚公司柬请商界各员于8月24日早10点钟登轮茶会并请警务总局乐队前往奏乐助兴。8月24日上午10时，本埠各商号要人各股东衣冠楚楚，登上肇兴轮船，由发起人李恒春、陈子成、王源瀚、康焘接待至客舱，共约100余人。席间宾主叙话议及运输一切之便利，乐队由陈炳起队官带领登船奏乐至12钟始行欢散。午后3时，众宾又齐集船上，岸上长鞭如龙，万爆齐响。该船鼓轮东航至朱家屯后而西驶出河口再回，宾主无不欢欣称庆云。
公司成立后，首先在龙口成立分公司，地址在宝善北街，经理赵文臣，副经理张民和。肇兴轮船首开就投入到营口至登州、龙口航线，受到广大山东商民的关顾。都是同乡人，从而倍感亲切，并不计较票价的高低。航行初始，便遭遇到外轮的激烈竞争，尤其是财大气粗的太古洋行。该航线的太古属下温州轮票价竞减至每客五角，虽比肇兴票价低，但客人仍不为所动，仍坐“肇兴”。最后“温州”宣言免票，搭客数十人，但该轮仅免票十数张，其余仍索票，各搭客又携包改搭“肇兴”。再如太古洋行的芝罘轮，也是由于“肇兴”的加入，芝罘轮船的客源逐渐减少。1911年5月初芝罘轮宣布免票搭客，至龙口后宣布票价2角，登船仅十几人。而肇兴票价2元2角，由龙口载来六七百名，足见山东商民的团结与思想的开通。后来经中间人调解，各自照常营业。
肇兴公司成立当年的阴历年底，也就是1911年的年初，公司召开了第一期股东大会。由于在会上总经理陈子成和某股东发生口角而宣布辞职，而董事长王源瀚也宣布辞职并推举李恒春出任董事长，李随后推荐其四弟李恒端（子初）出任总经理。在此要顺便提及的是，为何肇兴公司发起人是李恒春，而董事长是王源瀚呢？其实这是众股东看重他的地位，利用他的影响力而已。毕竟是营口大清银行的首脑人物，公司要借用该行的码头，要利用银行的资金（包括交通银行）等。但毕竟王有公职在身，很难全身投入到航运事业上，所以辞职是必然的。总之，李氏兄弟二人的接职使肇兴公司走上了正轨，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 肇兴公司起步的十年
公司成立的当年亏损11240.74元，第二年扭亏为盈。这对于出身农家的李氏兄弟来说也实属不易。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太古洋行最终败下阵来。1911年6月，太古洋行将登州轮开往别口不再为此狭路相争，温州轮换到彰州航线，芝罘轮兑给了旗昌洋行。太古行把在龙口的办公用房兑给了肇兴公司，从此，太古彻底退出营龙航线，怡和洋行随后也相继退出。到1912年，营龙航线上参与运营的船只有：旗昌洋行的芝罘（1200吨）、东和公司的摄海丸（1100吨）、肇兴公司的肇兴、招商局的图琛（1180吨），某日本洋行的生玉丸（720吨）、中国商业轮船公司的立裕（750吨）。最终经各船行公议排定行期各不相扰，然而，只有旗昌洋行行为霸道，不按排期开航，船票只售小洋两毛。
由于肇兴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即爆发辛亥革命，转年又是民国成立，因此，肇兴轮船始终未能注册。民国以后，清末的邮传部改为交通部。1914年，肇兴公司履行各种手续领取执照，轮船发牌，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公司连年盈利，虽然利润额不大，但公司毕竟走出了艰难起步阶段。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营口的英商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的轮船回国参战，这给本地的民族航运业带来了新的生机。由于船只的减少，运价随之上涨，企业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14年9月2日，日本借口对德作战，派陆海军2万多人及少数英军组成英日联军，从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登陆，奔袭青岛。这给当地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莱州吕氏兴办的营口公顺号出资租借肇兴轮首往莱州接救难民来营。这也是肇兴轮第一次从事的公益事业。
1915年1月28日，由满铁出资百万日元，接手大连汽船合名公社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大连汽船会社宣告成立。并于2月10日正式开业。
本年3月份，由于事业的发展。肇兴公司的办公用房已不敷用，经议决在原旧址重筑房舍（紧邻招商局属开滦矿务局）。虽然肇兴公司营运日益发达，但终究只有一条船，局量偏小。同年9月份，公司已联络烟台政记公司，欲租用该公司生利号轮船（631吨）加入营龙航线，具体事务由李子初经理和政记执事苏中孚协商。由于辽河冬季封冻，公司决定在此季节将肇兴轮租与本埠振昌号赴厦门装卸元豆，待来年河开再开赴登州龙口。
1916年2月，公司为了营业上的扩充，李子初经理拟将肇兴轮船以月租1千元的价格租与烟台政记公司经营，而后赴上海购买更大型的商船往复龙口，但后来此事不知何故作罢。同年4月份，李子初以12万元的价格将肇兴轮租与东茂泰公司驶往香港，引起众股东的怨恨，不知此事后来是如何了结的。
1917年3月，营龙航线上的肇兴、旗昌、东和、政记四大轮船公司为谋营业发达，公同议决订立行规，凡往登龙的旅客每名票价三元二角，客栈则售三元五角，违者处罚。不知此时肇兴公司在该航线是肇兴轮还是租赁的生利轮，不过以下信息证实了肇兴轮确实是租与他人了。
1917年7月，肇兴轮租于兴茂东驶行香港，在汕头被撞遇险，同年9月11日，肇兴轮船航行在厦门外海遭强台风袭击。当时身为二副的我国著名航海家陈干青，临危不惧，自告奋勇。负责全船指挥，把行将沉没的危船搁上浅滩，得以脱险。
1918年，天津北方航业公司成立，拥有北孚、北华、北康和北平等轮。
1918年腊月初一（1919年1月2日），营口各商号年终结帐，由黄县李氏家族开办的西义顺联号遭到恶意挤兑，由于无力全部清偿债务，西义顺联号遂即宣告破产清算。西义顺外欠帐约为白银850万两，而固有资产约值600万两，经辽沈道尹荣厚的周密策划，最终先偿还七成欠债，其余三成逐年清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运作，使西义顺风潮得以圆满解决。
经过这次风潮洗礼的李序园，随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肇兴公司的事业上，使公司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肇兴公司事业兴旺十年
1920年1月4日，肇兴公司召开第十期股东总会，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会议。会上共进行了四项议题：①改选董事会，李序园连任董事长，李子初连任总经理。②修改章程，增资奉票150万元，分三万股，每股50元。③换发新股票。④购买新船。会议过后，李子初赴日本神户，耗资日币34.5万元购买日本旧船二十七号永田丸，更名“荣兴”，载重831.75吨。这是肇兴公司成立以来购入的第二艘船舶。同年2月，荣兴轮由日本启航赴大连川崎船厂大修，统共修费金票18623.04元。
1920年4月12日上午，修葺一新的荣兴轮驶抵营口。午后3时，公司备置茶点恭请各界驾临参观，公司门前悬旗燃鞭以示庆贺，同时，公司上报交通部注册备案。该轮航线夏天驶天津、大连、登州、龙口、烟台、秦皇岛等处，冬季行驶海参崴、上海、芜湖、厦门、汕头、广东、香港及日本近海。早在本年1月3日，龙口码头建成，当时，大连汽船会社专驶大连一龙口航线的“利济丸”试靠码头未成。4月17日，肇兴公司总经理李子初亲驭“荣兴轮”首靠成功。自此，码头投产，轰动全国。
本年4月，政记轮船公司由大连迁往烟台。
此时，业已倒闭的西义顺联号，除西义顺西栈继续营业外，同年7月20日，义号总董李序园，经理王朗亭特又重整旗鼓兴办振义生油坊。在航运方面，肇兴公司又租用政记公司的“公利”轮（450吨）投入营龙航线。10月，公利由营口开赴龙口，中途大轴损坏，至大连入坞，误期半月。
1921年8月，肇兴公司购买源来盛洋行的同安轮（1141吨），船价墨洋12.5万，同源轮（573吨），船价墨洋6.0万，即后来的来兴。
1921年底，肇兴公司召开第十二期股东总会，报告一切事宜。由于欧战结束，众多欧船又加入营龙航线，竞争又起。公司已将荣兴以墨洋五千元之代价租与旗昌洋行，肇兴轮则航行津沪闽间，幸有上海三北公司，福州常安公司出手相助，营运状况尚好，本年净利润32180.90元。
1922年7月，肇兴公司又以十五万两白银的价格购买英商大英轮船公司的一艘旧轮。该船造于1900年，吨位2030吨，这是公司现有轮船中吨位最大的一艘，更名“和兴”，船长张季丹。同年，在上海广东路122号增设分公司，经理李界平（树疆）。
1923年9月5日，张作霖家族和营口已倒闭的“发”字号合办毓大轮船公司。
1923年11月，由时任奉天总商会长的蓬莱人鲁宗煦接手营口商船公司组设营口大通兴轮船公司。
1924年4月6日，孙口山下令滇、粤、湘、桂各军兵分三路进攻惠州。时值肇兴轮船正在南方某港作业，遭到炮击而损伤。
5月22日，肇兴公司租用的“得利”轮船（500吨）开辟营申航线，每隔10天一趟。
9月3日，隶属于直皖两系军阀的江、浙军队展开大战。9月8日，张作霖向北京政府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肇兴轮摄于战事决定暂停驶往上海。
同年，肇兴公司在大连设立分公司，地址在山县通105号，即现今中山广场人民路东端大连港地段。经理赵育才、副经理李铭臣。同年，公司聘上海崇明人陈干青为总船长，其后，他为肇兴公司培养了大批航海人才。
1925年3月，肇兴公司向朝鲜银行营口支店购买面积达三千一百八十四坪的码头，作为公司的第二码头。
1926年10月，公司在肇兴码头设立亚细亚火油公司分销处。
1927年，公司增购的“联兴”轮（1599吨），于8月10日由营口装运大宗豆饼杂粮赴沪返航时，正值二次北伐，南军败绩，将该轮扣留为之往来运兵于镇江浦口间。该轮9月13日被释放，在船长宋润屏的带领下安全抵营。
当年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港，为了排挤中国船商，竞宣布千吨级以上商船如无无线电通讯设备者，不得进入大连港装卸货物。此时由陈干青主持，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开办中华无线电学校，培训电讯人才，共三期。学业结束，即考取执业证，后分配到各船任报务员。各船也相继设立无线电台。当时肇兴公司的“和兴”轮成为中国第一艘装有长短波无线收发报机的商船。本年荣兴轮往复天津二十一次。
1928年1月，西义顺联号破产后仍保留的西义顺西栈宣告歇业，一切财产及债务统归振义生商号接管。
本年3月，由李序园、李子初、唐筱泉等人发起组建“肇泰水火保险公司”，注册资本国币100万元，聘请金融家李自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总公司初设营口，次年迁往上海，地址广东路13号甲，后迁至广东路122号，和肇兴公司同楼。公司在营口、天津、青岛、龙口、沈阳等地设分公司，经营火险、船壳险、汽车险等。
同年，上海“航业公会”成立，选举执行委员九人。这九人是招商局李伟侯，三北公司虞洽卿，宁绍公司袁履登，政记公司王伯芬，大通公司陆伯鸿，北方公司李镜轩，达兴公司徐忠信，肇兴公司李子初，还有陈干青。
本年10月6日，肇兴公司的“荣兴”轮与招商局的“新康”轮在天津大沽口碰撞，“荣兴”轮所载货物全部浸泡，200余乘客全部落水，数十人死亡。肇兴天津分公司经理李树殿负责处理此事。
1929年4月16日，振义生油坊宣告歇业。
五 肇兴轮船公司鼎盛时期
1930年前后，是肇兴公司发展的高峰时期。
本年2月15日，公司分发股息和红利，并决定将资本由奉票改换大洋，换发新股票。由此可见，公司的营运状况是良好的。
本年4月份，由王翰生、李子初、孙辛堂、藏子耕、高吉先、郝相臣、李序园及其它数人发起成立纺织工厂，资本二百万元，初交二分之一，定名辽营纺纱厂，厂址在旧市街青堆子。
本年6月份，肇兴青岛分公司成立，地址在河南路75号，资本总额150万元，经理高懋亭。主要航线有青岛至营口、上海、龙口、大连等地。
然而，不幸的事件也有发生，同年8月12日，公司的“同安”轮与“联兴”轮在山东成山角互撞，“同安”轮沉没，“联兴”轮船头破裂，落水70余人，救起60多人，失踪4人，海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联兴”轮随即赴上海大修，9月30日返回营口。
让我们把视线放到龙口港，龙口海关房屋，均系租自肇兴轮船公司。该公司于民国十九年与海关订立合同，在港口东端建筑新屋及验货场，租与海关应用。堤岸皆系混凝土，坚固异常，长三百五十尺，宽三十尺，其上筑有广大堆栈一处，长一百七十尺，宽五十尺，均于该年秋季落成。货物装卸，因之便利多矣。
1930年10月，“肇兴”会同营口各轮船公司组设“航业公会”，加入公会的有肇兴公司、大通公司、日昌公司、天津北方分公司、天津直东分公司、大连政记分公司等。
30年前后，公司收购了日本东和公司和小寺洋行的二处码头，分别位于东双桥子两侧，使公司拥有四处码头。
从1934年末的公司第二十五期决算帐略中可知，即时公司已拥有十二艘轮船：“肇兴”、“同安”、“来兴”、“和兴”、“荣兴”、“联兴”、“瑞兴”、“江兴”、“捷兴”、“裕兴”、“鲲兴”、“复兴”。后续的船只大都是在30年前后购进的。
30年前后，肇兴又租用政记轮船公司的乾利（4500吨）、茂利（3080吨）和丰利（2540号）三只轮船，后二艘专驶厦门航线。
六 九·一八后的肇兴公司
1931年初，公司的联兴轮专驶上海，载客2000余人。荣兴和同源跑天津，瑞兴小火轮开行田庄台，租赁的泰顺号也行驶上海线，泰利（3080吨）驶天津。
“九·一八”事变爆发，十九日晨五时五十分，大石桥日本独立守备队大队长岩田中佐指挥约两个中队由营口站下车，立即赶往练军营等重要机关，营口于午前八时完全为日军占领。
1931年末，公司改选董事，李序园、李子初、殷兰亭、程春园、谢裕昆、王翰生、王涤斋、马宗海、王祥符、张舜卿、欧虞臣、王季梁、张友琴、郝树桢、单兴顺当选。
1932年1月14日，李序园当选为总商会会长，2月份就任营口县自治执委会实业局长，3月份改实业局长为农商局长。
从1932年起，东北各省被日本强占，货运停滞， 同时，日本政府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船队，利用伪满恶势力，用全力压迫我国北方各航业公司，以独霸我北洋航线。除政记外，我国民族航业受到极大的打击，同时英商太古、怡和乘机调派大批商轮争往运输揽货，获利很多，华商航业就此渐趋衰落。
本年4月10日晚七时，由营口开往上海的天津北方航业的北晋轮在海口四道沟搁浅，此时有海贼数十名登船抢劫，肇兴上海分公司二名行员及上海永盛兴报关行柜伙二名被劫。
本年8月2日，李序园因病逝世。肇兴公司董事长由李子初兼任。
1934年3月5日，由上海驶往烟台的肇兴轮在黄浦江虹口华顺码头被三北公司的万象轮撞沉，这是公司第二大海难事故。
本年3月16日，天津的北方、直东、同和振记、肇兴、天津、三北、通顺、益记等8家航运公司联合成立了天津市航业同业公会。
本年7月在北方线订立航运合作公约，运费一律，定期1年。行驶该线的24家公司全部参加，计有华商招商、三北、政记、海昌、毓大、北方、肇兴、直东、天津、和丰、华宁、中太、惠通、大通兴、源兴、泰康、安泰、顺安、和平、申泉；外商怡和、太古、日清、开滦。
我国沿海的航业公司，在北洋方面有政记、肇兴、北方航业、大通兴、直东、毓大行等数家，其船舶航行于北洋及南洋各线。“九·一八”后，日本侵略势力进入华北，这些轮船公司也逐步落入日本控制之下，有的甘心附敌，堕落成为日本的侵略工具；有的停业或转向南方。此时，肇兴公司将较大型船只如鲲兴（2454吨）、裕兴（1656吨）、联兴（1599吨）等放在上海跑南洋线。而将荣兴、来兴、和兴、复兴（800吨）等小型轮船放在营口跑北洋线。
当时中国北方沿海的航运形势是：东北沿海航运，日本政府交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所属的大连汽船会社全部掌握。该会社拥有客货轮34艘，计130 687吨；其后又增加新造船舶7艘，28 250吨。到1934年船舶总吨达到30万吨，从而独占了东北地区的航运。肇兴公司留在北方的船只艰难维持生计。
1934年末，公司召开第二十五期股东总会，从本年的决算帐略中可知，虽营业萧条，但仍盈余10377元。
营业概况 年来航业每况愈下而今年承客岁疲弊之余尤感萧条自春徂夏悠悠数月东拼西凑仅免停航幸至秋末以迄营口封河营申及营津两线往来客货稍见拥动略获余润桑愉尽失小补东隅以故本期结帐尚未亏蚀际兹寥落时期似亦非易想我股东尽属明达当能深谅然蒿目前途到处金融紧缩商业凋敝故我航业暂似未许乐观也
1935年1月，南京政府交通部为克服30年代初期出现的航运危机，核准公布中国航业合作方案。中国航业合作社于本年5月1日成立。
本年8月26日，中日合办的奉天汇业银行成立，李子初以4000股成为常务董事。9月9日，汇业营口分行成立，行址，西大街一四八号。
1936年7月，李子初出任营口水道电气株式会社董事。
这一时期，日本全面控制了大连和东北其他沿海港口和日本本岛间的航运，大肆掠夺东北的大豆、煤、铁、木材、食盐，每年达700万吨以上。其主要航线是大连—日本线，有大阪商船会社的命令航线，航行大连、神户、门司、配有浦威丸（6300吨）、哈利宾丸（5100吨）、拜伊加尔丸（6500吨）、乌司利丸（6300吨）等4艘；近海邮船的命令航线，航行横滨、名古屋、大连、营口、天津、配有淡路丸（1900吨）、玄武丸（1800吨）、相模丸（1800吨）、胜浦丸（1700吨）4艘；自由航线有川崎汽船、大连汽船、大阪汽船、岗崎汽船4个会社，航线京滨、大阪、北九州、大连、营口等线。
七 八年抗战中的肇兴公司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图谋攻打上海，进窥南京，长江下游成为敌我争夺的主要战场。我国航运界的广大业主和员工发扬保家卫国，共赴国难的爱国热情，紧密配合政府的抗战军事部署。迅速组织起来，投入到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中。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两日，即1937年8月11日，南京政府交通部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运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停靠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或遭敌击毁。同时，军事当局为阻止日本舰队溯长江西上，命令上海航政局征用招商局嘉禾等海轮7艘，13706吨，三北、肇兴等16家民营航运公司醒狮等海轮16艘，30257吨，集中于长江下游的江阴地段。8月12日清晨6时半，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下达沉船塞港命令，以海军舰艇为先导，商轮随后，到达江阴城下游东北方面江面最窄处长山港停泊，由海军军官指示两岸标志，命令商船横停于两标直线上。下午6时左右平潮时，各船放水下沉，肇兴公司的鲲兴轮即在其中。
“八·一三”前夕，国民政府交通部电令北方各轮船公司船只南驶时，当时拥有25艘海轮，北方最大的政记轮船公司，在总经理张本政的控制下，拒不执行命令，却将船只集中到大连，以船资敌。而肇兴公司却将吨位较大的鲲兴、联兴（天兴）、裕兴、捷兴等驶入长江，资助抗战。从此可见，在国难当头之时，各航运企业的不同表现。
当时，肇兴公司负责处理沉船事务的是由上海分公司办理的。政府征集船舶时，发给手册，填注船舶各项指标，并拍照存案，声言战后给予赔偿。
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为保卫大武汉，军事当局于12月20日在长江马当建立第二道封锁线，征用商轮18艘（合计24995吨）和大批帆船，载石沉于江底。
马当（今马垱）是长江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地处江西彭泽县境内，与江中的小孤山遥相对峙，成犄角之势。江中沙滩将长江江流一分为二，左水道狭窄，已经淤塞不通。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为主要航道，此处为长江中游最狭窄处，宽不过500米，水流湍急，形势险要，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阻敌西进，力保九江、武汉安全，专门建立长江阻塞委员会，负责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1937年12月构筑马当封锁线，1938年3月至6月，再次加强马当工程。先后征用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共21艘，30207吨，沉塞于马当江中，肇兴公司“天兴”轮（联兴）即在其中。另在沉船间加构水下暗礁，设置钢丝拦江缆和钢丝浮水线，加强封锁力量。在敌机投弹、扫射下，施工人员不畏艰险，冒死抢筑，冯玉祥将军等曾来工地视察，深表嘉许。经过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水面布置3道水雷防线，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配置重兵防守。
当年11月、12月份上海、南京先后失守，战区西移，抢运兵工器材8万吨的任务，由长江航运联合办事处主持，用仅存的16艘江海轮共同承运。其中招商局7艘，三北公司3艘，其它航商6艘，肇兴公司的裕兴轮也在其中。到武汉我军撤退时（1938年10月25日）才抢运完毕，“裕兴”在这一抢运过程中被炸沉没。裕兴沉船照片一直保存于李子初经理的上海家中，后毁于文革。
肇兴公司捷兴轮参与了后来的川江航运。1943年4月26日，招商总局在重庆正式恢复办公。时值川江业务繁忙，军运增多，招商局特租宜兴、永昌、顺昌、捷兴、永宁、安华等6轮，以加强后方的运输。
在营口方面，1938年李子初出任营口商工公会会长及《营口新报》社长，并于同年8月赴京公干。1939年初，李子初负责处理银炉旧案并在汇海楼设宴报告一切经过。
1939年5月5日，肇兴公司来兴轮从第一码头启航开往龙口。
1939年8月，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海运，日本在东京成立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以日本邮船和大阪商船为基础，将日清汽船、近海邮船、三井船舶部、山崎汽船、冈崎汽船、阿波共同汽船、原田汽船、山下汽船轮船公司等并入，资本7 300万日元，以后又增至1亿日元，配备客货轮船35艘，74 485吨，经营中日和中国沿海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航运业务。
1940年起，欧战已进行了半年，英法力量削弱。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限制、阻止外轮在我沿海航行，同时加强日轮垄断我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航运。
1941年4月30日，营口造船株式会社成立。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营口，日本侵略者勒令停止了包括肇兴公司在内的营口民族航运企业与中国各港口的贸易运输，并于1942年6月1日（康德九年六月一日）将各民族轮船公司仅存的17艘海轮（2.2万吨）强行收编作价，合资成立了所谓的“满洲海运株式会社”。其资本总额为1千万伪满洲国币，分为20万股，每股50元，其中伪满政府占最大股。日本人小川亮一任取缔役社长，常务理事也都是日本人，该会社完全控制在日伪当局手中。包括肇兴公司的“来兴”、“荣兴”、“复兴”、“和兴”，在战争中全部被征为军用，为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南方及太平洋战场运送军需物资。后来这些船只大都毁于战火，其中肇兴公司的“和兴”轮沉没于日本近海，“荣兴”和“复兴”下落不明，唯有“来兴”轮躲过一劫，得以保存下来，直至抗战胜利。
在华北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于1942年制定了“华北海运对策纲要”，提出充分利用中国船舶，以小型轮船和机帆船航行于华北沿海各港，将大型船舶转到中日运输航线，加强输送军事工业原料的能力。航行于华北各口岸的轮船公司，则组成“华北轮船联营社”，以从事近海及中国沿海航运。而当时肇兴公司在青岛的来兴轮也被迫加入“华北联营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据1945年11月成立的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赔偿委员会的统计，具体数字如下：征用封港船舶63艘，119906吨；在军公运输中被损毁的船舶33艘，15981吨；被日本俘去船舶67艘，111006吨；被日军炸沉炸毁的船舶43艘，49357吨；共计损失206艘，296250吨。日本投降时民营航业的全部船舶仅剩下大小江轮58738吨，海轮已荡然无存。战时损失赔偿委员会由有关的34家轮船公司组成，当年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同年11月14日，停留在青岛的来兴轮以伪产名义被国营轮船招商局接收并开驶青岛——上海航线。其后可能归还“肇兴”了。
1946年3月，行政院通过赔偿办法：凡被军事征用充作阻塞工程及应征军公差而被损毁之船舶，合于军事征用法规定的予以赔偿。最后决战时征用损失的船舶为12万吨，由政府赔偿360万美元，不足之数（当时船价大小吨位平均每吨100美元，约合1200万美元）由政府贷款或担保向国外订购船舶。政府贷款或担保部分美元，以将来向日本取得赔偿船舶作为保证。
八 黎明前夜的肇兴公司
历经八年抗战洗礼的肇兴公司，战后只剩一只来兴轮了。当时我国航运界的态势是：从1946年5月至1947年12月这20个月里，民营公司从国外购入船舶到达上海港的，共144艘，326570吨。由此可见民族航运业复兴的势头。在此背景下，肇兴上海分公司的相关人员开始筹划买船再续前业。当时有上海恒威报关行经理王褐僧（黄县台上村人），鼓动上海分公司经理李界平借款买船。王是李的三舅哥，业务上和肇兴公司有联系。然而，借款买船并非易事，王褐僧拉拢青岛实业银行经理孔祥勉找孔的至亲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借款，并邀请孔祥熙、傅沐波、孔祥勉以新股东的名义加入肇兴公司。新成立的“肇兴”暂定资本100万元，新股东加入资本为30万元，并推举孔祥熙为董事长，傅沐波、孔祥勉、王褐僧为董事，并声称定有协议书。事后，营口总公司方面才得知这一消息，并决定派人来沪商讨此事。
1946年6月，公司总经理李子初由营口搭乘航政局小火轮赶赴葫芦岛，同行的有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人贝恩。当晚李留宿于葫芦岛的美国军调处驻地，次日乘千吨级的美国轮船赴天津察看分公司业务，两日后乘太古洋行轮船赶赴上海。在上海期间，由王褐僧、孔祥勉引见与孔祥熙、傅沐波在上海国际饭店会面。
当时的国民党四大家族中除孔家外都在航运界有投资，也许孔祥熙有投资该行业的意愿，其后，各方便是疏通金融关系，张罗借款。
李子初于本年10月份返回营口，12月份召集股东总会商讨此事。众股东对此事并无异议，只是强调公司有三十余年历史，堆栈、码头、来兴轮及长江沉船赔款应属旧股东之权益，新股东不能沾润，并委托李子初处理此事。
此时上海方面已向上海实业银行借款115万港币，月利3分，而肇兴公司以仓库、码头等作价港币775万元（内有王褐僧房产70万元）作为抵押，以上可以看出王褐僧有其自己的打算。
本年末，上海的王褐僧和李界平同赴香港定购一艘于1903年造的旧船，更名“祥兴”（2722吨），耗资港币115万元（12万英镑），“祥兴”轮于47年2月到沪。
李子初于47年3月份再来上海，想查看协议书未能如愿。此时，王褐僧把祥兴轮拿到手后将孔祥熙、傅沐波置之度外，一次会议也未开。所谓孔祥熙等人的投资，公司帐目上一文未见。其实孔祥熙当时在国内政界的处境已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哪有心思投资什么航运。果然，47年深秋，孔陪同宋蔼龄赴美国纽约治病，从此一去不返。其实，这只是某些人打着孔的旗号图谋个人私利罢了。
祥兴轮从47年3月至10月来往营口—上海之间多次，从营口运出大豆、粮食、中药材等，从上海运来生活日用品，有相当的盈利。但祥兴轮运行的帐目一手由王褐僧管理，办公地点也移到江西路8号恒威报关行内，门外悬有肇兴分公司之招牌。47年6月，营口方面要派人查帐遭拒绝，想派一人上祥兴轮也未达目的。47年10月，李子初携营口经理刘星远乘祥兴轮赴上海处理业务，同行的还有李的外甥女张根慧及市议长李永春全家等。由于当时东北处于辽沈战役之中，祥兴轮再也未来营口，其后专驶上海—香港等南洋各线。
肇兴公司的来兴轮此时还在青岛。47年10月9日，国民党黄县复员协进会队长张拙夫带协进会员100余人由青岛抵龙口，12日进入黄县城。48年1月份起，来兴定期客货轮开往天津。
48年3月，长江沉船赔款已由政府赔出，肇兴公司领到港币6万元、美金3万5千元、金圆券146万元，统由上海实业银行折成港币汇往香港实业银行偿还购船借款。
49年4月，解放军南下渡长江直逼南京，在芜湖的渡江战役中出现了“荣兴”轮的身影。由于协助大军渡江有功，“荣兴”还受到了嘉奖。不知荣兴轮是如何碾转来到这里，又属于何单位拥有？
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夜，祥兴轮在王褐僧的带领下南赴香港。同行的肇兴职员有：祥兴轮买办刘镇西，祥兴轮账房范肃然等人。“祥兴”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后又驶往台湾，在台湾近海触礁搁浅，王褐僧电召李界平入台处理相关事宜，后经3个月的抢修才驶至台湾。由于拖欠巨额的抢修费用及船员的工薪，据说最后将“祥兴”卖掉抵帐，王褐僧随后赴香港定居。
同在49年5月，停泊在青岛港的来兴轮被国民党强征装运军队及眷属逃往台湾，行至舟山海面，触礁沉没。到此，历经40余年风雨历程的民营航运企业——肇兴轮船公司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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