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示禁碑》的由来
营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和贸易良港。在营口市区的西部座落着一处宏伟的庙宇——天后行宫。该庙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是营口历史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天后行宫的大殿前竖有多块石碑。如《修龙王庙碑》，《整顿船捐碑》及牛庄防守尉，海城知县所立的《示禁碑》等，其中的《示禁碑》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所立，碑中的行文是“为不准牛庄，海城斗纪前赴没沟营（营口），田庄台二处过量粮石”。斗纪是在粮食贸易中专门从事计量的商户，或称斗牙。所用工具为斗。斗纪由官府发给官帖（执照），按章纳税。粮豆过斗，要收取佣金，那么在远离牛庄、海城的营口立此《示禁碑》究竟为何意呢？笔者偶然间接触到1份原文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廷“奏折”。上奏人为盛京将军晋昌。时间是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奏折”名称为《盛京将军晋昌等为审拟牛庄仓官与海城斗纪串嘱舞弊一案事奏折》。通读全文后，方对《示禁碑》的来龙去脉，基本明了。现将“奏折”的内容摘抄如下，以供世人参阅。
“奏折”中首先指出案件的要点是“前因牛庄斗纪控告海成（城）斗纪营谋派赴海口过量粮石，当经讯取大概供词，究出牛庄仓官德楞额与海城斗纪串嘱舞弊，并向已革防守尉佛保札托照应等情，奏请将德楞额革职，会同盛京刑部严审定拟。”而事件的起因，“缘海成、斗[牛]庄各有官斗四十面，均在市集过量，统归牛庄防守尉管辖。该防守尉所属境内有田庄台、没沟营海口二处，装载各省商贩粮石，向系牛庄斗纪前往过量。每量粮一百石，索取东钱二十三四千到二十八九千不等，因此岁获最利。海成斗纪目击垂涎，已非一日。嘉庆十六年九月间，有海成县民张泳春，因伊兄张万春现充海城斗纪，起意谋赴海口。稔知在海城居住之户部经会司笔贴式德楞额家亦有斗帖二张。斗帖本归经会司管理。德楞额又与牛庄防守尉佛保素日交好，上下俱通声气，可以嘱托照应。遂向张万春并斗纪刘士金怂恿，同赴德楞额家，商谋派往海口。声称情愿花用钱文，并许德楞额事成酬谢。德楞额因户内原有斗帖，能派往海口，彼此均沾余润，且可得受酬谢，亦即应允。当向防守尉佛保嘱托，佛保含混答应。”而后，“至嘉庆十九年，前任将军和宁奏请分拨海城斗二十面，赴田庄台、没沟营海口，与牛庄斗纪一体使用。德楞额见事已准行，遂向刘士金等诓称垫出酬情花费东钱二万千。刘士金等许在众斗户名下扣还，尚未给付。”然而，“牛庄斗纪总未允服，讦讼不休。至本年二月间，经现任防守尉卜彦仓派牛庄斗纪赴田庄台过量，派海城斗纪赴没沟[营]过量。牛庄斗纪以现在赴省呈控，案尚未结，不肯与海城斗幻同赴海口。该防守尉因正当海船抵口、商贩云集之际，不便耽延，遂将没沟营海口一并派海城斗纪过量……。牛庄斗纪张洪太等，见海城斗纪在没沟营所用新制斗面，大小未能画一，遂抢斗三面，送官呈验。经该防守尉将两造人证解送到省，审悉前情。”而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此案已革仓官德楞额，因户内本有斗帖二张，又听受海城斗纪刘士金等嘱托，谋派海口过量，事属枉法。原许酬谢，并无确数，共指称垫办酬情为名，开销东钱二万千，虽赃未入手，业经刘土金等允许……。拟杖一百、徒三年。系职官营私舞弊，情罪较重，应请旨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以示惩儆……。海城斗纪刘士金、张万春、武乐周、郑惠、孟开山、曹玉丰、张义、伙同商谋向德楞额许财营求，张泳春倡议怂恿，厥罪均维，均应俱革去斗纪，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该犯等图利兴讼，拖累多人，各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发落……牛庄斗纪田有年、濛固、张洪太、明德、德兴、布德、官图黑、郑爽把持海口，盘踞渔利，争控不休，因见海城新制斗面微有参差，并不赴官呈告，辄行抢斗送验，实属恃强不法。除量粮多索用钱并无确数，应免著追外，应俱革去斗纪，照把持行市杖八十律，杖八十，各加枷号两个月，满日分别旗、民发落。”并“已革防守尉佛保，讯无徇私偏袒情弊。惟德楞额嘱托之时，辄含糊答应，亦有应得处分，业于军政案内参革，应毋庸议。”
至于没沟营，田庄台二处粮石应如何过量？“奏折”中“拟令牛庄、海城、二处斗纪，各在城市过量，概不准其前赴海口。所有没沟营、田庄台海口粮石，即照貔子窝等处海口章程，听该商民等自相交易，庶奸侩无所施其伎俩，亦可以永息争端。倘该处店栈人等有指称斗用名色，多索钱文，以致商民受累，及斗纪等有潜赴海口争量粮石者，均各重治其罪。仍剀切晓谕，勒碑示禁，永远遵行，以杜钻营复设斗纪之弊。”
一场于嘉庆十六年由官员徇私舞弊而引发的利益之争，到十九年盛京将军和宁奏请“添拨海城斗二十面，轮赴海口。”以均衡双方利益，二十年经新任盛京将军晋昌审议，最终决定撤销牛庄斗纪原有的赴海口“过量”特权，“令牛庄、海城二处斗纪各在城市过量，概不准其前赴海口”。直至二十三年在营口天后行宫殿前“勒碑示禁”。整个事件的脉络已基本清晰。
透过“奏折”中所反映的事件，可以看出，嘉庆年间的营口港已取代牛庄成为重要的海运码头。东北地区向南方输出的粮豆多沿河南下到海口。“先于海口店栈存贮，俟海船到时过量”。但粮石的“过量”仍然用旧规由牛庄斗纪包揽，因而才引发了上述与海城斗纪的利益之争。那么，由牛庄——田庄台——营口的转换是从何年代开始的呢？“奏折”中盛京将军晋昌在处理此案时曾回溯乾隆年间的一段旧案：“乾隆三十四年旗民地方官会勘海城、牛庄斗秤案内详称：牛庄地近海口，多需斗面，并未声明在何处过量，本属含混”。依笔者之见，实际上并非经办此事的地方官员含糊其词，而是因为牛庄“地近海口”粮豆交易只需在本地过量，地方官员也没有必要“声明在何处过量”。由此可知，乾隆中叶牛庄仍是粮食贸易的主要港口。而到了嘉庆初年，海运则移向下游的田庄台、营口港。时间跨度大致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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