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口之窗·原创故事
营口原创 ▪ 我的老师高作智
姚志刚
芒种的第三天夜里，我正在看《北京日报》。电话骤响，我抓起手机，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志刚，我是高作智。”
我忙说，“老师好，您有什么指示？”
高老师的话音凝重起来，“志刚啊，我已经八十七岁了，快到站了，我想请你给我写悼词。”
我愣住了，“什么？老师，您这是.......”
高老师缓缓地说：“我今天在辽河文化名人交流群里看到了你写的《老的断想》，你又是我的学生，写我的悼词非你莫属啊。”
我说：“老师啊，用北京话说，咱且活着呢.”
高老师说：“也不急，你先考虑考虑......”
与高老师通完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夜深了，我静静的躺在床上，一任思绪回溯到了六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日——
1961年8月，我在盖州东关小学读四年级。东关小学是一座古庙，大殿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四年级在东厢房。
开学那天，一个二十左右的男老师走进教室。他，弯月一样的眸子里闪着光亮，满脸笑意，乌黑的头发自然带浪，穿一件半袖的白衬衫，扎在青色的裤子里，显得那么洒脱。他自我介绍，“我叫高天，从今天起是你们的班主任。”
教室里一阵掌声。
我的同桌神秘兮兮的贴着我的耳朵说：“高天是他的笔名，他还有个笔名叫阿牛，其实呀他的真名叫高作智。他总给《文艺红旗》什么的写稿子呢.....”
我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这你别管，反正我知道。”
我没再追问，心中映现出一片高高的明净的天空。
我爱听高天老师讲课。听他娓娓道来，滔滔不绝，时不时的甩出个典故，又时不时的蹦出一句古诗。最令我难忘的是一天上自习课，他竟兴致勃勃的给我们讲起了《牛虻》。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名著，反映的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党人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
高老师也不管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听懂听不懂，就绘声绘色地讲个不停，当讲到书中的主人公亚瑟（即牛虻）在走向绞刑架前写给女友琼玛的遗书里的一句话：“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时，我看见他的眼中有光亮，那是泪。
多少年以后，我和当年的同学谈及高老师时，大家不约而同的说起高老师讲《牛虻》的情景，原来那只快乐的牛虻停落在了每一个童稚心的深处。
那年的9月末，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捡拾农民收割后散落在地里的谷穗，谓之“秋收大干”。
高老师在作了动员之后，要求每个同学写一份决心书。我当时也不知哪根神经的驱使，竟写了一份顺口溜式的决心书，“大干中，积极干，每天六点半，到了学校把书看。看完书，把排站，去到农业第一线。第一线，努力干，不怕吃苦和流汗......”高老师在看了全班的决心书之后，独把我的决心书念给全班听，让我的小心脏大激动了一下。
那天下午，一个同学跑来对我说，“你的决心书被学校登出来了。”
我问，“登哪儿了？”
他说：“登在大黑板上，放在办公室的台上了呢。”
我悄悄的溜到办公室那块儿，果然，我的决心书被赫然写在了一块大黑板上，魏碑体。而且，高老师在最后还给加了一句“迎接国庆把礼献”，这一句升华了我的决心书。
高老师的这一个点拨，成为了我后来走上文学之路的起点。
后来，听人说高老师病了，我和同学李福全带了几个苹果去看他。高老师的家在学校东南大约300多米的一个大杂院里的西下屋。高老师正躺在炕上，一见我俩去了特别高兴，他支撑着坐了起来，反复叮嘱我俩要好好学习，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离开高老师家的时候，我回头望去，看见高老师正趴着窗向我们招手。
五年级时，我转学去了另一个学校，便与高老师失去了联系。
1977年8月，彼时我在沈阳一个部队的文艺团体里搞创作。一天，我在屋里看《辽宁日报》，当看到第四版的时候，一个醒目的大标题闯入我的眼帘——《带枪的人》。一读内容，写的是我的家乡盖州的烈士杨运的故事。我的目光立刻扫向作者，呀，原来是我的老师高作智。
我兴奋地对屋里的人喊了一声，“你们看，我老师写的小说《带枪的人》，辽宁日报一个整版呢。”
战友们立刻围拢过来，抢着要看。我赶忙说：“别抢，别抢，我给大伙儿念。”
我动情的念完后，战友们有的夸赞，“你老师厉害！”；还有的质疑，“高作智真是你老师呀？”我傲气的回答：“哪还用说，班主任。”
后来，听人说高老师因《带枪的人》，还为杨运烈士找到了亲人，使烈士英魂终归故里。我蓦地产生一种感觉，写英雄的高老师不也是英雄吗？
1986年5月，我由盖州调入营口日报社，成为了一名副刊编辑。高老师就在报社东侧院子里的市文联工作，师生的走动便热络起来。
秋日的一个傍晚，我在我所居住的楞严寺小区楼下，看见了刚下班的高老师。他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属于那种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种。我俩就在路边聊起了文学创作的事儿。说着话高老师从车把上挂的一个黑兜子里掏出一本书递到我手里，说：“这是我新出版的民间故事集《荷花灯》，特别适合孩子看。”
回到楼上，我把《荷花灯》翻看了一会儿，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本书不仅适合孩子看，也适合孩子的爸爸妈妈以及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看。我那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对《荷花灯》爱不释手，及至于把这本书看卷了皮。
后来，我对我一个说评书的小兄弟说起了这本书，他对书中的那些故事大感兴趣，于是借了去竟至今未还。
1988年冬的一天，报社里组织大家到会议室看电视剧。我心里直犯嘀咕，“什么电视剧值得这样兴师动众的？”
待到落座，音乐声起，电视的屏幕上推出《杨运传奇》编剧高作智的字样时，我心中大为震撼：《带枪的人》使杨运烈士跃然纸上，而《杨运传奇》又使烈士形象地来到了我们中间，这是老师写英雄的两部体裁不同的扛鼎之作啊。从中更让我看到了老师对英雄、对先烈的殷殷之情。
1996年7月，我的第一本书《人生之旅》要出版，我去文联请高老师为书作序。老师看着我那一摞书稿，非常开心，一口应承下来。
两天后，老师便将题为《秀出天南笔一枝》的书序交于我。他在文中坦言我们的师生关系，“志刚少年读书时，我曾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如今他已树大成材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和年轻有为的青年作家，然他仍然谦恭不伐，不求名人效应，而独重师生之情，非邀我作序不可，我便放弃了顾炎武《日知录》中“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训导，在激动之中匆匆写下了以上多为浅近的文字......”
面对老师的溢美之词，我有点小兴奋，但我更清楚老师字里行间是对我的激励和期待，因此，我不敢懈怠自己。
1998年的春天，高老师当选为营口市作家协会主席。我心中窃喜。在诸多协会中，作协显然是最抢眼的。我老师当主席，我谋个位置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于是，一天上午我走进了高老师的办公室，高老师正在看稿子。我直截了当，“老师，你当主席了，得有个信得过的帮手吧？我可是你在营口唯一的学生......”
老师歪着头看着我，眼睛从眼镜片的上端露出来，那是审视的目光。他说：“你现在是市曲协副主席，咱市里搞曲艺创作的人不多，你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多努力......”
他封门了，且一丝缝隙不留。我俩无语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他的办公室的。我觉得我有点像鲁迅所说的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老师如山而我并不高尚。
在后来的岁月里，每每与老师见面，他总能带给我惊喜，我家书架上他的书逐年增加，《小说探秘》《艺苑文谈》《百合斋集序》《铁血雄杰》《乡梓遗珍》《记忆》《大苇荡》《迷城》《长天秋月》《高作智中短篇小说选》......当然，也包括我成为了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和高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被他所感染：他的创作激情就像辽河的涌浪，一波高过一波，且不因年龄而失滔滔。
青丝白发一瞬间。老师八十七了，而我也七十七了。老师一生致力于写作，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一身美誉且桃李满门。我想起了毛主席写给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话，“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高老师于我亦如此。
夜色朦朦，有虫儿唧唧，我的思绪再度回溯到了六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日：一个二十左右的男老师走进我们四年六班的教室，“我叫高天，从今天起是你们的班主任。”
本文作者与高作智先生在营口电视台做访谈
我的心中映现出一片高高的天空，那么明净，那么深远，那么美......
2026年7月9日于北京西山枫林
作者：姚志刚（北京营口人）
来源：营口之窗官网 | 营网天下、营口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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