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里的岁月印记，营口人的时代回响——张世泽

营口之窗·城市记忆

粮票里的岁月印记，营口人的时代回响

营口的风，总带着些辽河两岸的温润，也藏着代代人的岁月记忆。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营口年轻人而言，粮票是个既未曾谋面、也难以想象的存在。在如今物质丰裕、金钱几乎万能的时代，“有钱买不到吃食”的日子，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对于我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营口人来说，粮票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刻在成长轨迹里的时代烙印，如同“旧物藏光阴，故纸记流年”，每一张票证都沉淀着岁月的重量，也镌刻着营口大地与家国同频的变迁。

粮票的出现，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情。1949年，共和国刚从战火中走来，一穷二白，四万万同胞饱经战乱之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非彼时全貌，却也道出了民生凋敝的困境，居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展开，城镇人口激增，粮食需求猛涨，而小农经济的产出难以满足需求，仅1953年国家粮食收支赤字就已达40亿斤。为了公平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保障军需民食与国家建设，中央于1953年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正式发行粮票。这是物资极度匮乏下的无奈之举，是支撑新中国在艰难时期站稳脚跟的战略决策，那些不理解甚至指责这段历史的人，实则是对当时的生存底线缺乏基本认知。

粮票的体系远比想象中复杂。既有全国通用的“硬通货”全国粮票，堪称“跨省通行证”，没有它跨省出差、探亲便寸步难行；也有仅限本地使用的地方粮票，比如辽宁粮票出了省便失去效用，而营口本地流通的粮票，更是牵着家家户户的餐桌冷暖。单位食堂还有内部流通的粮票，更有细分到米票、面票的彩色纸质或塑料票证，五花八门各有其用。而在所有粮票之上，还有个更关键的“大粮票”——粮食关系，它直接决定了你的口粮来源，也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生活的边界。

我生在营口的农村，那里是水田区，盛产水稻。每年村里上缴国家任务后，会分给我几百斤水稻作为口粮，顿顿大米饭便是我童年最寻常的生活。那时，我极不爱吃粗粮，爸妈偶尔做高粱米小咸鱼，总会在煮高粱米的锅里放个小铁盆，里面装上大米，待高粱米熟透，喷香的大米饭也同步出锅。这份专属的偏爱，藏着父母最朴素的疼爱，至今想来仍觉温暖，那米香里，全是营口乡村的烟火气息。

1978年，我考上营口县高级中学，命运的转折让我第一次直面粮食关系的重量。农村户口的住校生虽不转户口，却必须将粮食关系转到学校。村里管事的人提醒：“水田区的人把粮食关系转去城里可不划算，城里哪能天天吃大米？”可我总不能拉着几百斤大米去上学啊！如今想来，若是真那样做，学校或许还真会热烈欢迎。爸妈只得将我的口粮余粮交到粮库，换来一纸粮食关系变更证明。到了学校我才发现，伙食差距远超预期：食堂里的大米饭、白面馒头是稀罕物，每日主食基本都是高粱米饭、玉米面发糕，搭配四毛钱标准的副食，应景了那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段日子的味觉落差，成了我青春里第一道深刻的印记，也让我对“粮食”二字有了更真切的认知。

后来，我们的晚餐突然常吃水煮挂面头，据说这是县委特批，将县挂面厂的下脚料——挂面头，以粗粮名义调拨给这所营口县的“最高学府”，聊以调节学子们的主食结构。虽然这挂面头比高粱米饭、玉米面发糕口感要好上几倍，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天天如此也难以下咽。时至今日，即便高粱米、玉米面的品质早已今非昔比，但我一吃高粱米饭就胃疼，一吃玉米面发糕就胃酸，见了发白的挂面便心生厌恶。那两年在营口县高中的寒窗日子，味觉记忆竟成了难以磨灭的生理印记，深深烙在骨子里。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不用钱和粮票买点别的呢？彼时，不仅钱粮匮乏、物资稀缺，经济流通也很不通畅，学校周边500米内连个小卖店都难找到。即便有钱有票，诸如面包、方便面、香肠之类的充饥之物也无处可买。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的同学，也充其量带一点炒面，用以缓解胃口之急，真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有零星余钱，也难寻补给之物。那样的匮乏，是如今营口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这回不仅要转粮食关系，连户口也要迁入城市。作为师范生，我们每月能享受国家补贴：18元钱票，外加2斤面票、2斤米票（后来增至4斤）。对于顿顿离不开大米饭的我来说，米票简直比黄金还珍贵——一顿吃4两，2斤米票也只够吃5顿，何况我常常要一顿吃5两呢。好在学校重视食堂建设，总能想出办法调剂伙食：每日早餐的小米粥加油条，竟被划归为粗粮，无需粮票；后来增设的夜宵，花5分钱就能喝上一碗不用粮票的大米粥，那是我晚自习后最惬意的享受，一碗热粥下肚，恰似“暖汤驱寒夜，微光慰苦读”，所有的疲惫都消散了大半。

长春有不少朝鲜族同胞，偏爱狗肉的他们，借助改革大潮在师大附近的桂林路、同志街开了几家狗肉馆。记得一个冬夜，同学晓林拉我去吃饭，掀开厚厚的门帘，热气裹挟着油香肉香扑面而来。来自延边的大米，晶莹透亮，好似被天池之水蒸煮，还没到嘴里就散发出浓郁的饭香味，最惊喜的是这甘甜软糯的大米饭竟然无需粮票，不到一元钱就能买到一碗米饭加一碗狗肉汤。从未吃过狗肉的我，对狗肉汤与大米饭的绝配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碗饭不仅满足了我对大米的渴望，更填补了荤腥匮乏的空缺。后来回到营口工作，我还常四处寻找狗肉馆，总想找回当年的味道，那份味蕾的悸动，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了对岁月的怀念，也藏着对营口故土的眷恋。

1985年1月，我第一次出公差去天津参加学术会议，提前抵达会议地点的我，因经验不足竟忘了带全国粮票。起初碍于脸面不愿开口，只得顿顿吃面包，那时在商店买面包已经不用粮票了。尽管我比较爱吃面包，平时也舍不得多吃，可是“佳肴过三顿，味同嚼蜡丸”，几顿下来实在难以下咽。万般无奈下，我厚着脸皮在酒店餐厅排队，吞吞吐吐地向一位面善的长者求助，希望他卖给我几斤全国粮票，没等说完缘由，他便爽快地给了我2斤全国粮票。这2斤粮票如同救命稻草，虽不能彻底解决温饱，却给了我无尽的温暖与安全感，正如“雪中送炭三九暖，危难相助情谊深”，陌生人的善意与粮票的分量交织在一起，成为那段旅程最珍贵的记忆。直到几天后同事赶来才解了燃眉之急，而那时2斤全国粮票我还没用完。

此后不久，中央发布政策，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粮票在不知不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全国粮票、地方粮票、粮食关系、食堂内部票证，逐渐被人民币取代。我辛辛苦苦攒下的厚厚一沓粮票，还没有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就成了我家压箱底的纪念品，曾经的“硬通货”，终成岁月的见证，也定格了营口与国家共同成长的一段过往。

随着票证时代的彻底告别，营口的各式各样的市场、超市、购物中心陆续开业，小卖店、便利店遍布大街小巷，千种万种吃的喝的用的商品摆满货架。不仅是营口，整个中国的人民都逐渐富裕，告别短缺，让万能的人民币有了“用武之地”。这变迁，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旧时代的落幕，迎来了新时代的繁荣，营口的发展也搭上了这趟时代快车，愈发欣欣向荣。

粮票的退场绝非简单的历史终结，而是中国人民从战乱走向和平、从饥饿走向温饱、从匮乏走向富足的生动缩影，也是营口从贫困走向繁荣的真实写照。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我们从“凭票供应”到“敞开购买”，从“配给制”到“市场化”。这背后是好政策激活的亿万民众同心协力，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出的五谷丰登之果，是改革开放浪潮中奔涌的生产活力，更是国家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铿锵跨越——每一步都浸透着众志成城的坚守，每一次突破都镌刻着砥砺前行的初心。

如今，生活在营口的我，已无需为温饱发愁。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米面粮油，外卖平台上唾手可得的珍馐美味，早已让粮票成为遥远的传说。但是，因一碗米饭而欣喜、一纸粮票而安心的记忆，却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粮票不仅是回望过往的温暖注脚，亦是照亮未来的精神坐标——它时刻提醒我，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唯有铭记奋斗的艰辛，珍惜眼前的富足，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锚定航向，稳步前行。而营口这座城市，也和我们一样，带着过往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笃定前行，让先辈对温饱的朴素祈愿，在接续奋斗中绽放为永续的光芒。

2025年11月25日

作者简介：张世泽，1963年生，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硕士，教授。深耕地方高等教育与管理一线，历任营口大学教师、营口理工学院校长。业余时间心系桑梓，常以文字描摹乡土、讴歌时代。

作者：张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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